2026 年5 ⽉ 28 ⽇《明報》
⾹港正在編製⾸份「五年規劃」，這是⾸次嘗試為⾃⼰作整體⾧線規劃。⽴法會「對接國家『⼗五五』規劃⼯作⼩組委員會」連⽉來舉辦了約90場業界諮詢、接觸超過4000⼈次、收集了400多份意⾒書。⼯作量可觀，也反映社會各界對⾹港未來發展有很多意⾒和期待。
但在討論諮詢做得好不好、報告寫得對不對之前，或許需要先停下來回到⼀個更基本問題：所謂「規劃」，究竟是甚麼？
「計劃本⾝⼀⽂不值」
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曾在⼆戰中指揮數百萬⼤軍。他有⼀句經常被引⽤名⾔： 「計劃本⾝⼀⽂不值，但制定計劃的過程⾄關重要」── 世界瞬息萬變，寫得再好 的計劃也會過時， 惟計劃過程鍛鍊提前思考及動態調整的寶貴能⼒；計劃是死的， 計劃能⼒是活的。
中國⼈將這個道理說得更早、更直接。1930年5⽉，⽑澤東在江西尋烏縣連續⼗多天召開調查會、訪問商⼈農民幹部，進⾏了⼀次⼤規模的社會調查。從這次⽥野⼯作中，他總結出⼀篇⽂章，題為《反對本本主義》，提出了那句後來成為中國政治中最常被引⽤的原則：「沒有調查，沒有發⾔權。」
正因如此，世界各地的成熟政體——從新加坡的「未來經濟委員會」到英國的「現代產業戰略」到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的⾧線政策研究單位——都願意在規劃⼯作上下重本，投⼊專業團隊與⾧線資源，為的不是寫⼀份漂亮的計劃⽂件，⽽是建⽴⼀套能夠不斷吸收資訊、修正判斷、調整⽅向的能⼒。
港澳辦主任夏寶⿓今年4⽉明確指出，特區政府制定⾸個五年規劃「很有意義」，規劃應「具有科學性和前瞻性」，並要「集眾⼈之智」編制實施好。這說明五年規劃，不只是⼀項對接⼯作，⽽是期望⾹港能夠對⾃⼰未來作主動思考、跨部⾨協調、跨任期承擔的核⼼任務。
要做好這項⼯作，不能只靠熱情，它需要⼈⼿、時間、專業訓練，也需要能夠持續承載這⼯作的機構。
⾹港眼下的考驗
⾹港剛剛開始進⼊這項⼯作。在英國管治下的156年間，重⼤戰略思考主要在倫敦進⾏；回歸後「⼀國兩制」、「港⼈治港」的承諾意味著⾹港要⾃⾏管理⾃⼰的事務，但承擔⾧線規劃的制度配置從未真正建⽴起來。
從程序上看，⽴法會的諮詢覆蓋⾯廣、議員投⼊⼤。但據《信報》近⽇報道，多名主持諮詢會的議員私下透露，會場情況並不理想：不少業界代表並不掌握「五年規劃」的基本概念，往往把諮詢會當成「訴苦⼤會」——商界要求補助，教育界爭取撥款。⼀位資深建制派議員私下坦⾔：「連我⾃⼰都仲摸索緊咩係五年規劃，業界又點會明？」
這不是個別議員或個別業界的問題。業界代表⾯對政府的諮詢，把⾃⼰最迫切的需要說出來，是合乎理性的。要求他們⾃⾏判斷哪些訴求屬於五年規劃應該處理、哪些屬於下⼀份《財政預算案》應該回應，本⾝就是不合理的期待。議員主持諮詢、收集意⾒、整理報告，也是在盡其本分。
以⼈口為例：四個層次的問題
那麼，認真做的話，「五年規劃」要回答怎樣的問題？以人口政策為例，⾄少要在四個層次上有答案：
⽬標：⾹港未來20年的⼈口應該維持在760萬，還是讓它⾃然下降⾄600多萬？這兩條不同的路，分別意味著怎樣的經濟結構、勞動⼒市場、與財政可持續性？「⼋⼤中⼼」定位之下，⾹港需要的勞動⼒規模與技能結構又是甚麼？
利益平衡：⼤量輸⼊年輕專業⼈才，會不會壓低本地勞⼯的議價能⼒？這個代價應該⽤怎樣的補償機制平衡？提⾼退休年齡，對體⼒勞動者與專業⼈⼠的影響並不對稱，這項政策應該⼀⼑切，還是分階層處理？
⽅法：「⼈才輸⼊」應該以個別計分制為主，還是⾏業配額為主？⿎勵⽣育的財政投⼊，應該以稅務減免、住房優先、還是直接補貼為主？
執⾏：這些政策需要勞⼯及福利局、教育局、⼊境處、強積⾦管理局、醫管局等多個部⾨協作。執⾏進度如何監察？條件變化時又該怎樣調整？
以上每⼀條問題，都不能憑直覺回答。每⼀條都需要本地數據、國際⽐較、⾧期跟蹤、與不同持份者之間的反覆論證。
不⽌⼈口：同類問題遍佈五年規劃
⽽這只是「⼈口」⼀個範疇。同樣性質的問題，在每⼀個五年規劃必然觸及的範疇都會出現：
房屋——公屋輪候逾五年的眼前壓⼒，與北部都會區⼗⾄⼆⼗年的⼤量⾧線供應，財政與⼟地資源如何在不同階段之間分配？
產業——「⼋⼤中⼼」之間在⼈才、資⾦、政策注意⼒上必然相互競爭，先做哪幾項、各⾃投⼊甚麼資源？
財政——勞動⼈口縮減的稅基壓⼒，與不斷上升的醫療與福利期望兩者之間的財政路徑應該怎樣設計？
醫療——⽼齡化加速、⾧者⼈口未來⼗年再增近百萬，慢性病取代急性病成為主導醫療需求，公私營醫療系統的⾓⾊分⼯應該怎樣調整？
勞⼯——⾯對AI 對專業服務業的衝擊，與傳統⾏業的勞⼯短缺，再培訓與就業過渡 的制度應該如何設計？
上述每⼀項都是需要主動研究與認真論證的⾧線問題。每⼀項的答案，都不會在諮詢會上⾃動浮現。
規劃需要研究
把以上兩組問題擺在⾯前，可以清楚看到⼀件事：要回應任何⼀條，都需要兩種⼯作同時進⾏。
⼀種是資訊處理——把本地數據、國際經驗、學術研究、業界知識，從散落各處整合成⼀個有條理的判斷。這項⼯作是技術性的，需要訓練、時間、與專業判斷。
另⼀種是共識建構——在不同持份者、不同階層、不同時間視野之間，反覆討論、論證、調整，最終形成⼀個社會⼤致認可、即使不滿意亦能接受的⽅向。這項⼯作是政治性的，但同樣需要研究——因為任何取捨，若沒有有理據的論述，便只剩下⼒量的對⽐。
這兩種⼯作合起來，才是「規劃」的真正內涵。⼀份能落地的五年規劃，不是各⽅訴求的算術平均，⽽是經過資訊整合與論述較量之後，得出的有所取捨的⽅向判斷。
諮詢提供的是原材料。把訴求變成判斷、把判斷變成⽅向、把⽅向變成可執⾏的政策論述——這中間有⼀段路。⾛這段路的，必須是⼀⽀具備時間、訓練、與獨⽴性的專業隊伍。它的⾓⾊不是遊說，因為它不為個別利益服務；不是分餅仔，因為它要對社會整體取捨作有理據的判斷。它的⼯作有⼀個專有名稱——政策研究。
缺失的⼀環
在成熟的⾃治型政體中，承擔這項政策研究的，從來不是單⼀機構，⽽是三類機構分⼯合作。
政府內部設有政策研究單位，綜合各⽅資訊，為決策者提供分析和建議。⼤學透過⾧期學術研究，建⽴對特定政策領域的深⼊認識。獨⽴的政策研究機構——廣義上的「智庫」——填補政府與⼤學之間的中間層；它們既⽐政府更獨⽴，能對政策⽅向提出有理據的不同意⾒，又⽐⼤學更貼近政策實踐，能將學術研究翻譯為決策者可⽤的⽅案。
三類機構互相補位，缺⼀不可。沒有政府的⽅向，研究無處落地；沒有⼤學的知識基礎，政策論述缺乏深度；沒有獨⽴智庫的中介與整合，政府與⼤學之間的距離無法跨越。
⾹港在這三⽅⾯都單薄。政府⼀⽅：特⾸政策組的政策研究編制僅約⼗⼈——對照⼈口規模相近的新加坡，僅政府內部的⾧線政策研究編制便是⾹港的多倍。⼤學⼀⽅：研究激勵已⼤幅轉向國際；學者的升等與聲譽，取決於能否打⼊頂級國際期刊，⽽⾮能否解答⾹港的政策問題。智庫⼀⽅：本地智庫普遍依賴單⼀贊助⼈，缺乏穩定資助結構；當贊助⼈轉移注意⼒，機構便隨之收縮甚⾄結束。三⽅都單薄，中間層的智庫尤其薄弱。
結語
⽑澤東1930年那句話，今天仍然成⽴：沒有調查，沒有發⾔權。⼀個社會要對⾃⼰的未來作有份量的規劃，先要有能⼒作有份量的調查與研究。
這是⾧久以來的本地管治能⼒短板。要成功落實「⼀國兩制」，⾹港必須建⽴起成熟的政策研究⽣態。這個缺口從何⽽來？為甚麼今天必須補上？如何建⽴？下篇將從⾹港⾃⾝的歷史——從殖民管治到對接國家的軌跡——開始論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