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4 ⽉ 9 ⽇《明報》
近⽇有關港版五年規劃的新聞及討論⼗分熱鬧，各⽅⾯的共識是⾹港要聚焦發 展「四中⼼、⼀⾼地」（國際⾦融、航運、貿易、創新科技中⼼，國際⾼端⼈才集聚⾼地），以「⾹港所⾧」服務「國家所需」，促進⾹港融⼊及服務國家發展⼤局。
港版規劃的⽬的⾃然是對接國家「⼗五五」規劃框架，同時也要兼顧⾹港在 「⼀國兩制」下市場經濟的特⾊。 國家在中⾧期規劃有⼗分豐富的經驗， ⾃然是港版五年規劃的重要參考對象。筆者早前在本欄的⽂章（《港版五年規劃處⼥航：建⽴更成熟及開放的公共政策討論空間》2026.2.26）強調國家制定五年規劃的模式⼗分嚴謹，通過「全政府」、「全社會」、「全⽅位」的廣泛參與⽽制定。規劃過程⾸先通過數以百計的研究機構、⾼校、智庫的深⼊研究形成基本思路，再由國家發改委及各級政府搭建具體框架，然後由國務院起草綱要草案並開展公眾咨詢，最後由⼈⼤審批。筆者是以在該⽂倡議：「參考國家制定五年規劃的寶貴經驗，⾹港的五年規劃亦應建基於扎實的研究基礎，並充分吸納持份者與智庫的意⾒。」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如何進⾏五年規劃
中國的規劃模式固然重要，不過中國並⾮資本主義國家，缺乏了在資本主義市場下進⾏規劃的經驗。在「⼀國兩制」的前提下，不少論者強調港版五年規劃應該是「有為政府」與「靈活市場」的有機結合；不過對於怎樣能夠達到這個理想中的有機結合，卻鮮有更具體的論述。其實世上有不少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也有進⾏五年規劃或者中⾧期規劃，他們的模式能夠對⾹港提供重要參考經驗。
法國在1947年便開始實⾏「指導性規劃」， 是資本主義經濟進⾏中⾧期規劃的⿐祖，⼀般認為其模式助⼒法國戰後經濟騰⾶。 此後不少東亞經濟體，包括⽇本、 南韓、 新加坡及⾺來西亞，紛紛借鑒法國經驗實⾏五年規劃或中⾧期的規劃，成為東亞經 濟奇蹟及東亞經濟模式的重要部分。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劃的演進
法國的「指導性規劃」⾮由強制命令推⾏，⽽是通過政府與主要商會及企業的洽商，對主要⾏業的未來發展作出預測，並由政府通過補貼或貸款的優惠，引導企業按國家戰略⽅向投資。後來法國在2006年放棄了五年規劃，主要是當時反對政府⼲預的新⾃由主義興起，法國不少國營企業已經私有化，況且隨著歐盟經濟逐步⾼度⼀體化，個別國家政府對本國經濟的駕馭能⼒相應下降。新⾃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強調，隨著法國戰後多年經濟發展，法國的企業及市場環境已經⾼度成熟，企業本⾝可以預測市場的未來變化並進⾏適切的反應，無需由外⾏官員對內⾏的企業家指⼿畫腳。
⾼度成熟的市場是否無需經濟規劃，其實有商榷餘地。 就是⾼度發達的市場，仍然 有不少「市場失靈」的案例，原則上政府⼲預或經濟規劃可以補救市場的不⾜。 況 且今天全球的安全秩序及經濟秩序迅速崩解，中⼩型經濟不能像過去依賴「美利堅 治世」下的全球化秩序；需要準備⾯對⽣產鏈斷裂及經濟秩序混亂的多種⾵險；在 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及經濟規劃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可能有增無減。
南韓及新加坡經濟規劃的經驗
新加坡及南韓都是⾼度開放及依賴對外貿易及投資的經濟體，與⾹港經濟相似，其模式特別值得⾹港參考。南韓朴正熙政府在經濟起⾶時代的經濟規劃有較⾼的指令性，政府強勢介⼊並挑選贏家，惟後來在經濟⾼度發展後，南韓的五年規劃逐漸蛻變成宏觀的戰略藍圖，是誘導性的規劃。
新加坡有多種五年、⼗年或更⾧期的規劃，針對社會經濟的不同範疇，例如為期⼗年的⼟地規劃、⼗年或更⾧期的產業轉型藍圖、以五年為期的「研究、創新與企業」規劃，是該國的科研戰略，聚焦製造、醫療、永續發展及數位經濟四⼤領域。
新加坡及南韓都是進⾏指導性⽽⾮指令性的經濟規劃，例如兩國的規劃主要是戰略 性的指引，沒有法律效⼒，主要承諾政府投⼊多少資源（例如對基建或者對科研的 投資），對新興或指定的特殊⾏業承諾資⾦、稅務或政策的⽀持，卻沒有規定特定 ⾏業或企業的產出，也沒有總產值的指標；主要是因為國際市場環境瞬息萬變， 政 府無法通過規劃⼿段達到特定總產值增⾧率，或特定的⾏業⽣產量。
兩國規劃經驗對⾹港的啟⽰
其實⾹港也有多種中⾧期的規劃針對社會經濟的不同範疇，情況與新加坡的中⾧期 計劃頗為相似。⾹港的中⾧期規劃，包括⼟地、 運輸、房屋策略（如《⾹港 2030+》、《運輸策略藍圖》、⼗年房屋策略）、創新科技發展、⾦融科技發展， 以及國際教育樞紐等，反映⾹港在空間規劃、產業布局和民⽣發展⽅⾯已有⼀定基 礎；不過新加坡政府素質及效率較优，其洞悉問題的先⾒、凝聚社會共識的能⼒、 執⾏決策的效能都遠超⾹港。
現時⾹港的論者及政黨，對港版五年規劃應該有多詳細或者應該包括什麼範疇，有頗為不同的理解。 部分論者認為⾹港是⾼度市場化的經濟，經濟規劃理應是⽅向性， 不應該規定得太緊、太死， 也不需要有總產值的指標。可是也有論者及政黨， 認 為⾹港的五年規劃，不單⽌要有總產值的指標， 還要參照國家「⼗五五」規劃中各 個不同範疇的指標和時間表，訂⽴包羅萬有的明確指標；例如要在五年及⼗年內提 ⾼⾹港⼈均居住⾯積到多少平⽅呎、五年推動500幢舊樓重建、⼗年推動⼀千幢舊 樓重建、五年實現⼈口增加⾄800萬⾄850萬、⼗年實現900萬以上⼈口等等（詳情⾒ 經民聯有關對接「⼗五五」的建議）。
南韓與新加坡兩國的規劃經驗顯⽰，雖然兩國的政府⼲預經濟的能⼒遠超⾹港，可是兩國都沒有⾜夠⼿段及能⼒達⾄特定的總產值⽬標；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求⾹港政府有能⼒達⾄這些指標，恐怕是緣⽊求⿂。
⾹港政府每年的財政預算案，都會估計未來幾年的實質增⾧率，最新的估計為每年3%；這是估計⽽⾮⽬標，兩者的分別在於政府有責任達⾄其⽬標，卻沒有責任、也沒有需要達致其預測。同樣，新加坡政府對未來經濟增⾧也作出預測，例如官⽅預計2026年總產值將增⾧1%⾄3%之間；這個預測區間很闊，反映了新加坡或⾹港⼀類的⼩型開放經濟，⾯對瞬息萬變的世界市場，總產值增⾧率的不確定性很⾼，要準確預測很不容易，更遑論達⾄硬性增⾧⽬標；把預測數字變成指標根本不切實際。
新加坡及南韓的中⾧期規劃，並不聚焦於總產值或個別⾏業產值的指標， ⽽是聚焦 於⾧期的結構性問題，包括競爭⼒、 產業轉型、 創科戰略、永續發展及包容發展 等議題。在地緣政治動盪不安的時代， 兩國的發展規劃，都不約⽽同地強調要加強 ⾯對⾵險的準備及加強韌性與彈性的需要。兩國的經驗顯⽰，這些議題也應該是港 版五年規劃的核⼼議題。港版五年計劃的精髓，在於聚焦實際可⾏的戰略藍圖， ⽽ 不在於羅烈⼀⼤堆主次不分及包羅萬有的「願望清單」。港版五年規劃要突出主要 ⽭盾、釐清關鍵⽬標的優先次序及聚焦發揮核⼼優勢。
「他⼭之⽯、可以攻⽟」， 新加坡總理⿈循財雖然有⼗分豐富的經濟規劃經驗，仍 然來⾹港訪問，為求深⼊了解⾹港的五年規劃及北部都會區的發展 ；是以⾹港的領 導⼈更應積極借鑒新加坡及其他東亞經濟體的規劃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