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6 ⽉ 18 ⽇《明報》
勞⼯及福利局局⾧孫⽟菡上⽉初在⽴法會披露⼀組數字：適合⼤學畢業⽣的全職職位空缺，由2022年的⼋萬個跌⾄2025年的三萬⼀千個，跌幅逾六成。⾏政職位空缺近乎蒸發，跌幅接近九成；資訊科技及程式設計職位亦縮⽔⼋成。孫局⾧直⾔，⼈⼯智能的普及是重要原因。
這組數字令⼈觸⽬。但它揭⽰的，遠不⽌⼀場就業危機——AI正在改變勞動市場對⼈才的根本要求，惟⾹港培育⼈才的整個體系，仍然按照舊的邏輯運作。
⼊⾨級，先受傷
AI的普及並⾮⾬露均沾。丹⿆和美國的研究顯⽰，在受影響較⼤的⾏業中，資深員⼯的薪酬幾乎未受影響；⽽以整理資料、起草⽂件、基礎編碼為主的初級崗位需求則⼤幅下滑。原因很直接：AI從海量記錄中學習，凡是可以被記錄和語⾔化的⼯作，它都能勝任。⾏政、⽂書、IT編程職位急跌，正是這個道理在⾹港的體現。
然⽽，這場衝擊背後還有更深的經濟邏輯。當AI不斷接管可語⾔化的⼯作，另⼀類能⼒的價值便持續上升——那些只能在真實處境中磨練出來的判斷與感知。臨床醫⽣從病⼈神態讀懂未⾔明的憂慮、教師察覺學⽣何時已⼼不在焉、社⼯在家訪中判斷⼀個家庭的真實狀況——這些能⼒受制於⼈的時間與經歷，無法複製擴展。供給愈受限，價值便愈⾼。書本知識和程序技能相對貶值；實踐中磨練出的判斷⼒，相對升值。今天看似穩如泰⼭的資深專業⼈⼠，其實正是這場轉變的受益者。
學會⽤AI，不⾜保持⼈才競爭⼒
⾯臨AI浪潮，政府並⾮無所作為。教育局「『智』啟學教」撥款計劃向每所公營學 校提供五⼗萬元資助推動 AI 融⼊教學；⼋所資助⼤學將在三年內新增約三⼗個相 關課程；港⼤、浸⼤已要求本科⽣修讀AI素養課程；僱員再培訓局改組為「Upskill Hong Kong」，以AI應⽤為核⼼內容之⼀。⽅向正確，⼒度亦不算⼩。
但這些措施⼤致可分兩類：把AI引⼊課堂，或培訓⼈們善⽤AI⼯具。兩者針對的是同⼀個問題——如何讓⼈與AI配合得更好。
真正被忽略的，是另⼀個問題：如何培育那些AI無從取代的能⼒——在實踐中磨練出的判斷⼒、與⼈相處的敏銳，以及只有親歷才能積累的專業經驗。
這不只是課程設計的問題，更是制度誘因的問題。⾹港⾼等教育⾧期做同⼀件事：⾼效傳授可編碼的知識，以標準考試驗證成效。過去這是合理的，因為這類知識在職場很值錢。但AI正在改寫這個等式。教資會的評撥指標衡量科研產出、師⽣⽐例和畢業⽣就業率，沒有任何⼀項獎勵師徒制學習、項⽬式教學或情境式評估。制度不改，⾏為不會變。
⼊⾨職位消失，⼈才培育管道隨之斷裂
即便教育制度成功轉型，還有⼀個更深層的問題尚未進⼊政策視野。
初級職位從來不只是「便宜的勞動⼒」。年輕律師在反覆撰寫合約備忘中建⽴法律語感；初級醫⽣在⼤量接診中培養臨床判斷；管理培訓⽣在瑣碎的⽇常事務中學懂組織運作。這種學習根植於真實⾏動與後果承擔，不能從教科書中獲得，也不能由AI模擬代替。學徒期，正是社會培育「AI取代不了的⼈才」的主要場所。
職缺萎縮，這條渠道便隨之收窄。AI的確⼤⼤提升⽣產⼒，但表⾯的得益遮蔽了更隱蔽的損失：年輕⼈積累實戰經驗的機會，正在悄然減少。
問題有其結構性根源。企業培訓新⼈，實際上是在為整個社會培養專業⼈才；但員⼯學成後可以跳槽，企業無法獨享成果，⾃然不願獨⼒承擔成本。AI的出現令這個問題急劇惡化——當機器能承擔⼤部分初級⼯作，聘⽤新⼈的誘因便⼤幅下降。
更棘⼿的是集體困境。即便每間企業都清楚⾏業需要健全的培訓機制，也沒有⼈願意率先⾏動——⾟苦培育的⼈才，隨時被對⼿挖⾛。結果是⼈⼈觀望，誰也不動。市場無法⾃我修正，需要外⼒打破僵局。
⼗年後，⾹港還能否培育出下⼀代的資深律師、醫⽣、⼯程師？這個問題，值得⽐現在嚴肅得多的對待。
擴⼤學徒制，守住⼈才培育的根基
⾹港其實已有成功的先例。打破集體困境的關鍵，在於由監管機構或專業團體出⾯，把⼤學、⾏業協會和僱主凝聚⼀堂，讓各⽅無需單獨承擔先⾏的⾵險。
在⼯程界，職業訓練局與⾹港⼯程師學會聯合推⾏「⼯程畢業⽣培訓計劃」（EGTS），涵蓋廣泛⼯程學科，為企業提供最⾧⼗⼋個⽉的薪酬補貼，每年提供約三百個名額。
在⾦融界，⾦融管理局與私⼈財富管理公會合辦學徒計劃，每年為四⼗五名學⽣提供最少⼋週的全⽅位培訓，參與機構包括⼗七間主要銀⾏。
這些計劃證明模式可⾏。問題在於規模太⼩。
⼋所資助⼤學每年培育約四千名⼯程及科技畢業⽣，EGTS三百個名額覆蓋率不⾜⼀成。放眼全港，每年約有三萬名⼤學畢業⽣，但各⾏業的結構化學徒制名額合計極為有限，與畢業⽣⼈數相⽐微不⾜道。這些計劃在職缺充裕的年代是錦上添花；在職缺⼤幅萎縮的今天，規模遠遠不⾜以填補缺口。
值得探討的⽅向有兩個。其⼀，⼤幅擴展現有計劃——增加EGTS名額、提⾼補貼額度、推動⾦管局模式在更多⾏業落地。其⼆，將框架延伸⾄⽬前缺乏學徒制的領域——管理諮詢、科技、創意產業等吸納⼤批⽂商科畢業⽣、這些同時也是職缺萎縮最嚴峻的⾏業。
這裡其實已有現成的制度基礎。職業訓練局（VTC）設有⼆⼗五個涵蓋主要⾏業的訓練委員會，銀⾏⾦融、會計、資訊科技等委員會已將⾦管局、監管機構、⾏業協會和⼤學凝聚⼀堂。問題是這些委員會⾄今主要扮演課程諮詢的⾓⾊，從未被啟動為設計和推動結構化學徒制框架的機制。政府可以授權並資助VTC訓練委員會承擔這個職能——在已覆蓋的⾏業⼤幅擴展學徒制規模，在尚未覆蓋的⾏業設⽴新的委員會，填補空⽩。
這不是短期的就業救濟，⽽是對⼈才培育的中⾧期投資。⾹港已有可以啟動的制度架構，缺的是政治意志與資源。
結語
孫局⾧那組數字，描述的是⼀個看得⾒的問題：今天的畢業⽣找不到合適的⼯作。但代價遠不⽌於此。職缺的消失，同時切斷了社會培育實戰⼈才的主要渠道——⽽這，正是AI時代最稀缺、最值錢的東西。這個損失是隱性的，要到⼗年後才會顯現。
推動AI技能培訓是正確的，不應停⽌。但若政策討論⽌步於此，我們將錯過更深層的挑戰：AI改變的不只是哪些職位存在，⽽是社會需要什麼樣的⼈才。我們的教育體系和企業培訓機制，都還沒有為這個新的現實做好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