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口移入移出⾹港對社會經濟規劃的挑戰

2026 年 1 ⽉ 8 ⽇《明報》

國家發展正邁入「⼗五五」規劃，⾹港正是時候思考更具前瞻性的規劃，以融入國家發展戰略。

筆者前⽂指出，⾹港總⼈口雖保持⼤致平穩，但近年出現⼤量⼈口同時移入、移出的現象。因統計處沒有總移入、移出的統計，只有淨遷移（移入與移出⼈數之差）統計，筆者需於前⽂綜合多種⾏政統計來估計移入移出⼈數。估計結果顯⽰，最近兩年⾹港錄得約 45 萬外地⼈移入（⾒表）、42.6 萬港⼈移出，兩者幾乎互相抵消，淨移入只有 2.4 萬⼈。⼈口總量雖變化不⼤，其結構（年齡分佈、技能與收入⽔平、居住地點和居留時間）卻因⼤量外地專才移入⽽有顯著變化，帶來多種政策挑戰。¹

表：2023 年中至 2025 年中外地⼈移入⾹港數⽬

移入途徑	⼈數（萬）	佔比
七⼤搶⼈才計劃	29.00	64.4%
單程證入境者	7.60	16.9%
低技術勞⼯	3.00	6.7%
非本地學⽣	2.70	6.0%
外籍家庭傭⼯	2.66	5.9%

同時，⾹港正積極搶⼈才與輸入勞⼯。若此勢頭持續，如特⾸所⾔，⾹港未來不排除可能發展成「千萬⼈口⼤都會」。但如要承載如此規模⼈口，本港基建、房屋、教育等都需先⾏規劃，否則容易激發⽭盾。

本⽂分上下兩部分，探討⾹港未來發展情景。本⽂假設未來續有⼤量外地專才移入，但港⼈移出也不少，兩者⼤致抵消（正如最近兩年情况），從⽽分析在⼈口數量保持相對穩定，惟結構出現重⼤改變下所帶來的政策挑戰。下篇則假設未來⼈口迅速膨脹，朝着特⾸所⾔的「千萬⼈口⼤都會」⽅向發展，城市規劃和政策又需要如何配合。

⼀、拆解⼈口數量及結構變化

雖然最近兩年香港人口增長平穩，但人口結構正急速轉變，帶來多種政策挑戰。在回歸至新冠疫情爆發前（1997 至 2019 年）的 22 年間，單程證持有者是香港長期最主要的移入人口，平均每年約 4.8 萬，佔所有移入者的過半。

惟最近兩年情况則完全不同，⼈才成為新主⼒，單程證比重⼤降。政府數據顯⽰，七⼤搶⼈才計劃總共輸入約 43 萬⼈（包括受養⼈），筆者於另⽂指出，²搶⼈才計劃或被濫⽤，估計「濫⽤率」最⾼可能達 30%；扣除三成「⽔分」後，較可靠的估算為約 29 萬⼈，佔 45 萬總移入⼈數約 64%。加上教育局表⽰非本地學⽣增加了 2.7 萬，佔總移入⼈口 6%。換⾔之，⾼學歷⼈才佔移入⼈口約七成，⽽低學歷者則只佔三成，與 2019 年之前截然不同。據統計數字，最近兩年新增 7.6 萬單程證持有⼈及 2.66 萬外籍家庭傭⼯，分別佔總移入⼈口 17%及 6%；另有報道稱增加了 3 萬低技術外勞，佔 7%。

⼆、本港⼈口趨向流動

現時愈來愈多港⼈只短期居於⾹港，屬流動⼈口。⾹港居民可分為「永久居民」與「非永久居民」。近年⼤量外地⼈湧入，使非永久居民比例上升。同時，不論永久或非永久居民，很多⼈已不再全年居港，⽽是因跨境⼯作、跨國流動或擁有多重國籍，往返不同地⽅。本⽂稱此類⼈為「短期居民」。

永久居民中「短期居民」比例上升⼗分明顯。根據⼈口統計的「流動居民」，³⼀年內在港逗留至少 1 個⽉但少於 3 個⽉的永久居民屬此類；逗留 3 個⽉或以上則屬「通常居住」⼈口。2019 至 2025 年間，流動居民由 19.6 萬增至 28 萬，顯⽰愈來愈多⾹港永久居民已非通常居港。

⼈口流動性上升有很多原因，例如隨着陸港融合，往返兩地變得愈來愈⽅便，更多⼈選擇居於⼤灣區。「跨境家庭」亦愈來愈多，其家庭成員可能同時分佈於⾹港、內地或其他國家，並在多地擁有住宅或護照。另外，全球化令更多⼈⼀年內在不同國家⼯作。加上過去多次政治事件（如六七暴動、九七回歸、 2019 年社會事件）促成移民潮，使不少港⼈移居外地，其後也有不少⼈回流。

至於非永久居民中的「短期居民」比例，亦有可能增加，因為相當部分的⾼才通來港⼈⼠未必長期居港。但由於統計定義裏定「流動居民」只涵蓋永久居民，因此情况未能於官⽅數據完全反映。

總括⽽⾔，永久居民與非永久居民均有愈來愈多⼈屬短期居住模式。⼈口的⾼度流動性，使政府的⼈口預測難度⼤增，也增加了規劃不確定性。

三、對⼈口政策與規劃的啟⽰

隨着⼈口移入移出規模同步擴⼤，居住時間變得不穩定，本港⼈口預測⾯臨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因此，政府必須加強對⼈口推算的資源投入，並更頻密更新預測，以反映最新趨勢。社經規劃⽅⾯，政府亦需採取更具彈性的策略，根據最新⼈口變化調整既有規劃，⽽不是依賴長期不變的假設。

為此，⼈口政策必須由更⾼層級主導，並加強跨部⾨協調，包括及時掌握各部⾨最新⼈口與流動數據、共同評估政策影響、制定更具應變能⼒的規劃模式。唯有透過整體協調與制度化合作，⾹港⽅能在⾼流動性的新時代裏維持規劃準確度，並減低政策錯配風險。

四、房屋政策的啟⽰

近年政府房策愈來愈強調重建「房屋階梯」，希望透過擴⼤置業途徑協助市民「上⾞」。例如公營房屋⽅⾯，資助出售單位的供應相對公屋有所增加，此⽅向本身值得肯定，惟這些措施的主要受惠者，仍是符合永久居留資格的本地居民。

然⽽在⼤量外地專才湧入之下，若要真正回應⼈口結構變化，政府必須更重視私⼈房屋市場角⾊。⼀⽅⾯，輸入的⼈才⼤多有較⾼學歷與收入，他們對⾼質素私⼈住宅有實際需求，⽽不是「納⽶樓」。但最新《長遠房屋策略》報告仍堅持公私營房屋「七三比」的長期供應⽬標，若未來持續輸入⼈才，結構性偏重公營房屋，長遠很可能導致中⾼質素私⼈住宅嚴重短缺。

另⼀⽅⾯，⾹港也需為「短期居民」提供更多合適居所，例如服務式公寓、學⽣宿舍等。這類短租或中短期住宿安排，往往涉及規劃⽤途和城巿設計的配合。當局在這⽅⾯已有⼀些初步動作，例如最新長策報告已上調對非本地學⽣住宿需求的預測，惟整體供應仍有很⼤擴展空間。

⽬前⾼質素私⼈住宅仍主要集中維港沿岸。隨着北都在未來打算發展⾼增值及創科產業，要留住⼈才，政府必須重視其居住環境。當局在北都必須規劃興建更多⾼質素私⼈住宅，且要考慮密度，以留住⼀流企業與⼈才，避免「產業在北，住屋仍在港島九龍」的失衡局⾯。

總結⽽⾔，未來房策除了繼續重建房屋階梯、加⼤供應資助出售房屋，更須全⾯檢視公私營比例、私⼈市場結構、短期住宿的規劃配套，⽅能真正適應新⼀輪⼈口流動與結構轉變。

五、教育政策的啟⽰

教育政策也是規劃重點之⼀。隨着愈來愈多海外和內地⾼端⼈才來港⼯作，他們及其家庭對教育有明顯需求，包括提供更多具國際課程的學校與國際學校、提供本地中學⽂憑課程的⾼質素中⼩學。

國際學校中⼩學學額已飽和，政府需於北都規劃興建更多國際學校，以滿⾜本地學⽣和專才家庭的教育需要。⽬前國際學校學額合共僅 4.7 萬個，使⽤率已達九成。地點亦是考慮因素：現時⼤部分優質學校仍主要集中維港沿岸，若北都要承接創科、專業服務等⾼增值產業，當局必須預留⼟地、與辦學團體合作，讓⾼增值職位北移之餘，優質教育也能同步北移。

再者，本地學校⽅⾯，內地⽣於本港中⼩學的就讀⼈數持續上升，校園內的學⽣組成變得更多元，這對學校與教師帶來新挑戰，包括語⽂、課程銜接、⽂化適應等層⾯（例如⼩學試卷是否容許⽤簡體字）。學校明顯需要更多政策⽀援與專業培訓資源。這不僅是考評問題，更牽涉在⼀個更多元化的社會裏，如何兼顧學習公平、社會融合與⽂化承傳。此議題需要⾼層次、長遠⽽審慎的處理，不宜只按短期政治氣氛做決定。

六、醫療政策的啟⽰

由於新來港移民在取得永久居民身分前，一般無法享受高度資助的公營醫療服務，他們對本地醫療的需求跟本地居民並不相同。一方面，部分新移民可能對私家醫院及診所有更大需求，尤其是在未來人口大幅增長的北都，或對私營醫院有較大需求。另一方面，由於內地醫療費用相對較低，不少新移民極可能繼續依賴內地，尤其是大灣區城市的醫療服務，以滿足日常和大部分醫療需要，直到他們取得永久居民身分，才會有更強誘因使用本港公營醫療服務。同時，愈來愈多本地居民選擇北上求醫，以降低成本或縮短輪候時間。這種跨境使用醫療資源的模式，使香港醫療需求的預測與規劃充滿不確定性。

無論如何，隨着北都未來人口預計增至約 150 萬，即使不計移民的不確定性，全新醫療設施仍是必需。現時政府已計劃於北都，鄰近科大醫學院校舍興建一所研究型醫院，象徵着醫療與科研結合的新方向。

在本地與內地醫療服務漸成相近替代品之下，外地專才對本地醫療系統的實際需求，仍待更細緻研究，方能較準確評估未來在醫院牀位、人手編制、醫療基建方面需如何調整。

在深度融合新時代裏重新思考規劃與政策

隨着⾹港與內地在經濟、⽣活層⾯深度融合，⾹港已邁進全新發展時代。龐⼤⽽持續的跨境⼈口移入移出，使傳統依賴穩定⼈口假設的規劃模式⾯臨嚴峻考驗：無論是房屋、教育、醫療，還是整體社經政策，均充滿更⼤不確定性。這些變化並非單⼀部⾨可獨⼒處理，⽽是需要由⾼層次政策平台統籌，匯聚政府、商界與學術界的專業知識和數據，從⼈口結構與跨境流動出發，重新檢視既有規劃框架與政策⼯具。

只有在這樣的跨界合作基礎上，⾹港⽅能於新⼀輪區域融合與全球競爭中，既把握機遇，又減少錯配與浪費，為未來⼀代建⽴更具韌性和前瞻性的城市發展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