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50年不變」到「識變、應變、求變」（上篇）

2024 年 9 ⽉ 5 ⽇《明報》

在⾹港回歸後 20 多年的⼀段長時間，「50 年不變」被奉為⾦科⽟律。當時社會擁抱「50 年不變」的價值觀，社會精英及輿論往往以過去的「不變」的標準衡量新發展。社會精英習慣向後望⽽非向前看，⿈⾦時代永遠在過去⽽不在將來。結果是整個社會缺乏對將來的願景，也難以塑造將來。⾹港的發展由是漸漸失速甚至停滯，本港競爭⼒也被鄰近⼤城市超越。

今天在中央督促下，「識變、應變、求變，通過改⾰實現更好發展」的調⼦⾼唱入雲。如果「50 年不變」是「第⼀次回歸」的標誌，相信「識變、應變、求變」下的改⾰將會成為「第⼆次回歸」的主旋律。

因篇幅所限，本⽂會分為上、下兩部分：第⼀部分探討「50 年不變」的承諾對⾹港發展的影響︔第⼆部分會分析「識變、應變、求變」所需的改⾰將會⾯對的困難及阻⼒，並會討論克服這些困難的辦法。

「50 年不變」承諾的功與過

「50 年不變」，從字⾯意思來看，是⼀個相當奇怪的承諾。現代社會瞬息萬變，「50 年不變」怎樣說得通︖况且從共產黨⼈信奉的唯物辯證法來看，事物恒常變化是辯證法的核⼼︔「50 年不變」不但有違常識，也違背辯證法原則。

也許我們不應從字⾯理解「50 年不變」的主旨，⽽要從⾹港當年回歸的歷史背景探討「50 年不變」的含義。當年⾹港發展⽔平遠⾼於內地，⼤部分港⼈長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活，對接受⼀個社會主義政權的統治，有根深柢固的恐懼。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承諾長期保持⾹港的獨特⽣活⽅式不變，對穩定⼈⼼有很重要的作⽤。

歸根究柢，⾹港回歸涉及主權變更，是「改朝換代」的⼤事︔「改朝換代」⽽沒有「⼈頭落地」，歷史上極為罕有，說明「50 年不變」的承諾功不可沒。套⽤「改⾰開放總設計師」鄧⼩平的名⾔，無論「50 年不變」的承諾是否合乎常理，能捉⽼鼠的貓便是好貓。

不過，「50 年不變」的承諾也帶來不少弊端，例如社會的精英及⼤眾容易美化過去的港英時代，也會⿎勵極端的懷舊思潮。「不變」的惰性更會成為社會進⼀步發展及改⾰的阻⼒——當社會精英及輿論不斷以過去的標準評價今天變化，便⽋缺對未來的想像，也難通過改⾰塑造將來。

懷舊熱潮、戀殖情意結及本⼟主義

回歸後不少港⼈都認為，過去的港英時代是⿈⾦時代。在「50 年不變」成為衡量社會好壞標準的情况下，這是⾃然的結果。筆者在上世紀 60 年代末進入⼤學，在學時曾參與社會運動，領教過港英政治部多次粗暴⼲預，不會天真地歌頌當時的「⾔論⾃由」。不過對港英時代沒有切身經驗的年輕⼈（即回歸後長⼤的⼀代），卻容易⼀廂情願地美化港英時代︔後來更進⼀步發展成為戀殖情意結。

⿈⾦時代既然在過去⽽不在將來，回歸後懷舊熱潮的興起，完全可以理解。懷舊思潮並非⾹港所獨有，也不是回歸後才出現。不過⾹港的懷舊熱潮不但在回歸後迅速壯⼤，更以⼤規模的社會運動⽅式爆發，例如 2006 到 2007 年發⽣保育皇后碼頭的運動及衝突︔運動更出現⼀些不切實際的極端倡議，例如「原址重建皇后碼頭」的要求。

筆者並不否認皇后碼頭是港⼈集體回憶的⼀部分，皇后碼頭與⼤會堂及愛丁堡廣場是⼀個統⼀的建築群，有⼀定保育價值︔不過在中環填海無可避免的情况下，筆者認為最理想的保育⽅案，是在拆卸碼頭時盡量保留碼頭部件，填海後另覓合適海濱重建碼頭。這也是政府當年回應民間保育要求的建議。

可是當時不少⼈卻要求在填海後的⼟地上「原址重建」皇后碼頭。這個要求可謂莫名其妙，因填海後碼頭原址會變成公路和陸地，並非在海邊。「原址重建」皇后碼頭的結果是，碼頭會變成⼀個公路旁的涼亭，根本沒有碼頭的風味。是以有部分運動⼈⼠進⼀步倡議「原址重建」後在「碼頭」旁邊建造⼈⼯湖，頗有「陸上⾏⾈」的想像。總括⽽⾔，「原址重建」皇后碼頭的種種倡議不但技術上難以實⾏，也難以保存該碼頭的海港風味。

保育皇后碼頭的社會運動，並非⾹港回歸後最龐⼤的民眾運動︔如何保育⼀個碼頭，也不會影響⼀般民眾⽣活。筆者深入分析這個運動，是因為有關保育的討論集中反映了社會如何看待⾃⼰的過去及未來，例如是否迷戀過去及忽視未來︔况且參與這個運動的⼈，不單⽌包括素來較為激進的環保團體，也包括不少知名的專業及⽂化界⼈⼠。

何以當時會有這麼多團體、社會精英及⽴法會議員堅持這些「陸上⾏⾈」、悖於常理的⽅案︖是否因為從「50 年不變」的原則出發，需要在填海之後⾯⽬全非的「原址」重建本來拆卸的建築，才能符合「不變」的要求︖

保育本地⽂物的運動，也滋長了本⼟關懷。愛護本⼟的情懷，本來可轉化為建設社會的⼒量︔遺憾的是當年⾹港的本⼟主義，卻向極端⽅向發展成為排外的民粹運動，後來甚至成為分離主義及「港獨」。

2016 年時任全國⼈⼤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訪問⾹港時特別談到「本⼟」問題。他說：「⽉是故鄉明。鄉⼟情懷⼈皆有之。我是東北⼈，我愛我的家鄉︔我是中國⼈，我愛我的祖國。⾹港同胞對⾃⼰⽣活⽅式和價值理念的珍視，理應得到尊重。事實上，『⼀國兩制』的⼀項主要內涵，就是保持⾹港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和⽣活⽅式不變。『港⼈治港』、⾼度⾃治，這就是對⾹港『本⼟』實際情况的最好照顧。現在，有極少數⼈排斥⼀國、抗拒中央，甚至打出『港獨』的旗號，這不是『本⼟』問題，⽽是以『本⼟』之名⾏『分離』之實。這是否違背了『⼀國兩制』的初⼼︖ 這對⾹港是福是禍︖相信廣⼤的⾹港同胞是⼼中有數的。」

張德江的話，是勸告也是警告：⼀旦本⼟主義發展成分離主義，便會動搖⼀國兩制的根本，對⾹港⼗分危險。可惜⾔者諄諄，聽者藐藐。當時保育皇后碼頭運動及本⼟主義孕育出來的年輕泛民領袖，完全漠視張德江的警告。當年戀殖情意結更與民粹式的本⼟主義結合，成為⾹港激進化的助燃劑︔加上 2019 年時特區政府未能適當回應群眾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憂慮及恐懼，結果爆發出社會風暴。

2019 年的社會風暴，參與⼈數眾多，其中包括不少沒有政治背景的年輕⼈。他們上街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不忿當權者處理民眾⽰威的⼿法，與分離主義未必有關。可是群眾運動難以避免「⾾激」的「廣場規律」。運動的⽅向漸漸被少數激進分⼦騎劫，泛民⽼⼀輩的領袖被視為落伍，運動蛻變成難以控制的怪物。結果最後由中央出⼿穩定⼤局，開啟了以「識變、應變、求變，通過改⾰實現更好發展」為標誌的「第⼆次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