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日《明報》
⾹港正式擁抱「精準扶貧」，是⼀件⼤事。但「精準」⼆字，究竟意味着甚麼？政府上⽉發表《⾹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把扶貧對象細分到劏房、單親、全⾧者等群組，逐項檢視措施和成效，投⼊的⼼⼒有⽬共睹。⽅向對了，努⼒也實在。可是，真正要問的是：如何進⼀步落實「精準」扶貧？
這⼀問，⽐眼下的爭論都更要緊。近⽇輿論聚焦於貧窮線存廢、指標多寡，固然重要，卻仍未觸及核⼼：要做到精準，前提是⼀套⾹港⾄今仍未完整建構的數據基建。
「精準」⼆字，國家是怎樣做到的
「精準扶貧」⼀詞，由習近平主席2013年在湖南⼗⼋洞村提出的，核⼼是對扶貧對象做到「精確識別、精確幫扶、精確管理」。在內地，「精準」不是⼀句口號，⽽是⼀項龐⼤的數據⼯程：透過「建檔⽴卡」，逐家逐⼾建⽴檔案、⾧期跟進；再配合「動態管理」，承認扶貧⼯作並⾮⼀勞永逸，今年脫貧，明年仍可能重新跌回去，因此需要不斷更新、反覆核實。
以廣西為例，當地曾把交警、民政、房屋等部⾨數據集中，與⼊⼾調查結果交叉⽐對，篩出五⼗多萬⼾資料存疑住⼾，再逐⼀核查，剔除⼆⼗多萬⼾名下有⾞、有房或有公司的「假貧困⼾」。國家那套「精準」，底下其實是⼀整套認得出⼈、追得到⼈、查得到實情的數據在⽀撐。⾹港借⽤了「精準扶貧」的說法和「⽬標群組」的框架，要真正對接的不⽌四個字，還有⽀撐這四個字的數據底⼦。1
⾹港答不上「變化」這道題
要精準，先要回答幾道基本命題：誰是窮⼈？⼈在哪裏？貧窮是暫時失意還是結構性困頓？幫扶之後是否真正脫貧？⽇後會不會再跌回去？這些統統是「變化」的問題，單靠某⼀年的靜態數字無法解答，必須追蹤同⼀批⼈年復⼀年的⾜跡。⾹港⾃2023年起把劏房⼾、單親⼾及全⾧者⼾定為三個⽬標群組，本⾝已是對數據很⾼要求的路向。
⾹港這些年來在扶貧上並沒有鬆懈。由針對跨代貧窮的「共創明Teen」，到關愛隊探訪逾⼗⼀萬⼾家庭，政府投⼊不少⼯夫。但現時的成效論述，仍多停留在服務體量和即時改變，較難說清楚貧窮本⾝有沒有減少、多少⼈真正脫貧、多少⼈只是暫時被攙扶。說到底，問題不在於缺乏措施，⽽在於⽋缺量度成效的能⼒；這套能⼒的缺失，源於兩個數據缺口。
缺口⼀：⾏政數據未能有效運⽤
政府各部⾨⽇常運作累積了⼤量關於⼊息、福利、房屋、教育、醫療的相關紀錄，這些資料本應是研究貧窮的數據寶庫。但⾹港⾄今未有明確法定機制，讓經審核的研究者在保障私隱的前提下，安全調⽤並串連散落各部⾨的資料。數據明明存在，卻⽋缺接通與使⽤的渠道。結果是，政府坐擁全港最完整的民⽣資料，卻極少能⽤於驗證扶貧政策的實際成效。
2015年，財政司司⾧辦公室曾牽頭，利⽤學資處及稅務資料，分析五萬多名畢業⽣的收⼊流動，了解學歷對青年向上流動的作⽤。這證明⾏政數據並⾮不能⽤；問題是，近⼗年來再無同等規模、制度化的研究。如果每次都要靠⾼層牽頭，研究⽅向和速度⾃然受限。
國際經驗早已⾛在前頭。北歐各國透過法例，授權統計機構調⽤不同部⾨資料，再憑共同個⼈識別碼，把收⼊、就業、教育、健康等紀錄連成⾧期軌跡。2英國同屬普通法，其⾏政數據研究體系亦容許經認證的研究者在安全環境下使⽤和連結政府數據，以檢視公共政策。3連結⾏政數據、守住私隱、開闢安全研究通道，在先進經濟體已⾮新鮮事，⾹港不應繼續徘徊⾨外。
缺口⼆：是沒有⾧期追蹤調查
⾹港⾄今缺乏⼀項持續多年、緊貼同⼀批家庭變遷的住⼾追蹤調查。沒有它，⼀些「為甚麼」的問題就只能靠估：上樓後的公屋⼾，⽣活是否確實改善且為甚麼？領綜援者因為甚麼離開或重返安全網？年輕⼈出社會後，是慢慢站穩，還是愈⾛愈低？這些問題，單靠⾏政數據無法準確回答。
⾹港並⾮沒有嘗試。科技⼤學主導的「⾹港社會動態追蹤調查」曾於2011⾄2017/18年完成四輪，⾸輪涵蓋逾七千名成⼈、近千名兒童，逐⼀跟進。可惜，它依賴⾹港研究資助局⼀筆⼀筆競爭性撥款⽀持，⽽⾮穩定的常設預算；做完最後⼀輪後，便無以為繼。當年設⽴它，⽬的之⼀正是與台灣地區和內地的同類追蹤調查⽐較；如今別⼈延續了數據線，⾹港卻讓好不容易接上的脈絡再次斷裂。
兩個缺口，怎樣補
要補這兩個缺口，⾄少有兩件實事可做。第⼀，⽴法建⽴⾏政數據研究機制，讓審核過的研究者可在安全環境下調⽤和串連政府資料，把原本沉睡在各部⾨的數據，轉化為可評估政策的公共資產；第⼆，設⽴有常設預算的⾧期住⼾追蹤調查，讓它成為⾹港民⽣統計的固定基礎，⽽不是年年等撥款、做⼀輪停⼀輪。
兩者缺⼀不可。⾏政數據覆蓋⾯廣、⾃動更新、成本相對低，能準確告訴我們「誰發⽣了甚麼」；⾧期追蹤調查樣本雖⼩，卻能捕捉⾏政紀錄看不⾒的⾯向，例如⼀個家庭為何遲遲未能脫貧、為何合資格卻沒有申請援助。前者給出準確的「甚麼」，後者補上深⼊的「為甚麼」，才⾜以判斷扶貧是否真正⾒效。
兩者缺⼀不可。⾏政數據覆蓋⾯廣、⾃動更新、成本相對低，能準確告訴我們「誰發⽣了甚麼」；⾧期追蹤調查樣本雖⼩，卻能捕捉⾏政紀錄看不⾒的⾯向，例如⼀個家庭為何遲遲未能脫貧、為何合資格卻沒有申請援助。前者給出準確的「甚麼」，後者補上深⼊的「為甚麼」，才⾜以判斷扶貧是否真正⾒效。
這⾃然會引來兩個疑問：會不會侵犯私隱？要花多少錢？先談私隱。容許經審核的研究者使⽤⾏政數據，不等於把市民個⼈資料全盤托出。國際成熟做法是「數據不出⾨、研究員進⾨」：資料先去除姓名、⾝分證等識別欄位，研究者只能在受監控的安全環境內分析，不能下載、不能帶⾛，全程留痕。⾹港其實已有先例，醫院管理局的數據共享平台，把去識別化的臨床數據放在受控環境下供研究使⽤。4私隱與研究從不是零和博弈，關鍵只在制度設計是否⾜夠嚴謹。
再論成本。⾧期追蹤調查有現成藍本，⼤學亦不乏研究⼈才；⾏政數據研究通道最需要的是法規、管治與跨部⾨協調，耗費的是決⼼多於⾦錢。相對2025-26年度政府1,304億的經常性社福開⽀，這筆投資並不算⼤。更重要的是，⼀旦能量度成效，政府才知道哪些措施有效、哪些只是空轉，從⽽把資源放到真正有⽤的地⽅。
鑰匙就在⼿邊
打通數據，本就是政府正在推動的⽅向。數字政策辦公室⾃2024年成⽴以來，正推動部⾨數據⽬錄、數據開放和共享，並嘗試消除「資訊孤島」。然⽽，扶貧研究需要的不只是⼀般開放數據，⽽是把社署的綜援和津貼、房屋部⾨的公屋資料、稅務局的⼊息、教育局的就學情況，在個⼈或家庭層⾯安全連結起來。這⼀步，需要共同識別碼，也需要清楚授權和嚴格監管。
鑰匙其實就在⾹港⼿邊。⽋的不是數據，也不是技術，⽽是讓幾個關鍵部⾨坐下來、把線接通的制度安排。精準扶貧若沒有精準量度，最後只會停留在願景；有了數據基建，才有能⼒知道誰真正受惠、誰仍被漏掉、哪些政策值得加碼。⾹港有扶貧的決⼼，也有對接國家戰略的意願，下⼀步就是把⽀撐「精準」⼆字的基建建起來。
- 〈廣西：大數據讓扶貧資金使用更「精準」〉，中國政府網，2016 年 5 月 3 日。 ↩︎
- 北歐各國設有《統計法》，授權國家統計機構在個人層面調用行政數據並以統一個人識別碼 （PIN）跨登記冊連結，作統計及研究用途；瑞典的個人識別碼制度可追溯至 1947 年，登記冊研 究的追蹤年期可逾二十年。見 T. Lyngstad & T. Skardhamar, “Nordic Register Data and Their Untapped Potential,” in Crime and Justice (2011)；以及北歐統計機構有關登記冊統計的說明。 ↩︎
- 英國「行政數據研究」體系（Administrative Data Research UK, ADR UK）作評估及改善公共政策 用途；其北愛爾蘭分支所依託的「北愛爾蘭縱向研究」（Northern Ireland Longitudinal Study, NILS） 自 1996 年起運作。見 ADR UK / ADR NI 項目資料。 ↩︎
- 醫院管理局設有「數據共享」機制。香港大學於 2022 年 7 月設立 HKU-HADCL 遠程接入點。此 機制源於 2018 年及 2021 年《施政報告》有關善用公營機構大數據的政策方向。須注意：醫管局 機制僅涉及其自身的醫療數據，屬單一來源；本文倡議的是把多個部門的紀錄在個人層面連結， 是在這套已驗證的接入模式之上再走一步。見醫院管理局數據共享平台資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