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銳意成為亞洲盛事之都。國家的五年規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行政長官最新一份《施政報告》亦要求旅發局鞏固香港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地位。然而,要把這個目標變成現實,香港還有不少功課要做。
國際盛事帶來旅客,也為酒店、餐飲、零售及交通運輸業帶來生意。據《南華早報》報道,Coldplay去年4月在啟德主場館舉行的四場演唱會,估計為香港帶來12億港元的經濟貢獻。近期The Weeknd等歌手的演唱會,亦讓人看到盛事帶動消費、為城市增添活力的潛力。
不過,香港吸引國際巡演的表現仍未達預期。我們研究了2023至2026年間、橫跨亞洲多個市場的174個巡演,發現當中只有21.1%的歐美藝人巡演到訪香港,新加坡及東京的比例則分別達49.5%及74.7%。Taylor Swift在新加坡連開六場演唱會,並非孤例:Ed Sheeran巡演走訪亞洲16個城市,Dua Lipa到訪八個,兩者都沒有在香港停站。
香港為何未能吸引更多國際藝人來港?巡演路線受多項因素影響,但本港票務市場運作失靈,確是需要正視的一項弱點。騙案、機械人搶票、黃牛炒賣,加上售票資訊不清,令觀眾買票買得滿腹怨氣,也讓主辦方和藝人疲於應付。
數字足以反映問題。警方去年錄得2,805宗涉及演唱會門票的網購騙案,按年增加61.8%;消委會接獲涉及公眾表演的投訴則增加202%,達1,889宗。期待欣賞心愛藝人的興奮,隨時在購票過程中變成焦慮與憤怒。
歌迷對以下情景不會陌生:門票開售,在網上排隊輪候,輪到自己時,各個票價的門票卻已顯示「售罄」;轉眼間,其他渠道便可能出現叫價高出原價數倍的門票。去年Cityline調查一宗售票爭議的相關投訴後表示,其查核的用戶中,兩成被識別為機械人或使用未經授權程式。
轉向二手市場,又是另一場冒險。票是真是假?付款後能否順利入場?現行規管亦難以令人安心。相關門票炒賣罪行的最高罰款只有2,000港元,沿用1950年訂下的罰則;2022年至2024年年中已審結的案件中,無人因相關罪行被定罪。紅館等康文署管理的主要場地,更不在這項罪行的適用範圍之內。
即使堅持循官方渠道購票,觀眾也未必能掌握所需資訊。售票安排欠缺透明度,正是另一個癥結。不少門票預留予歌迷會、贊助商、信用卡預售、藝人及酒店套票;部分座位則要待舞台設計及視線安排確定後,才決定是否發售。
在這些安排下,「售罄」究竟是甚麼意思?是某一批公開發售的門票售完,還是整場演出已沒有門票?稍後會否再有官方發售?沒有清楚答案,歌迷只好花時間搜尋社交媒體,反覆判斷「內部票」「最後機會」等說法是否可信。海外觀眾要作的決定更多:門票未有着落,機票和酒店訂不訂?假期又該如何安排?
票務問題的代價,並非止於歌迷的失望。售票系統即使不由藝人控制,觀眾的怒氣仍可能落到藝人身上;主辦方亦需要分辨,迅速售罄究竟反映多少需求,還是只因公開發售的配額有限。遇上騙案,買家可能付了錢,卻拿不到有效門票;購買炒價門票,觀眾多付的錢也未必成為演出的收入。對預算有限的旅客而言,票價多花一分,其他消費便可能少一分。
這些問題,歌迷和藝人無法單憑自身解決,政府必須牽頭。本港大部分主要演唱會場地均由公營機構擁有或控制:康文署管理紅館,機管局擁有亞洲國際博覽館,啟德體育園則由政府擁有、私人機構營運。政府既可透過合約、資助及票務要求改善市場,便有責任善用這些手段。
改革方向其實清楚,主辦方應按主要類別公布門票分配,及時交代重大變動,並在每次宣布「售罄」時說明所指範圍。售票平台須證明排隊機制和防機械人措施有效;需求殷切的活動,則應為確實持有門票、卻無法出席的觀眾提供可核實票源的轉讓渠道。政府亦應把門票炒賣罪行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康文署場地,更新罰則,公布足以評估執法成效的數據。
尤其對公營場地,政府應更充分發揮其影響力。擔心增加主辦方負擔可以理解,但使用公共資源支持的設施,保障消費者理應是基本條件。要求可以按活動規模和風險而定,例如通報重大票務問題、交代投訴的處理結果,以及糾正反覆出現的缺失。大型活動結束後,場地營運方應檢視票務服務表現;供應商若屢次出錯,便應影響其日後獲批合約的機會。
熱門演唱會始終僧多粥少,改革無法令每個歌迷都買到門票,卻可以讓一般買家獲得公平機會,令官方渠道更值得信任。香港越有志吸引盛事,政府就越應加緊處理票務問題。任由問題拖延,付出代價的是觀眾,也是香港的聲譽。要讓國際藝人及其觀眾選擇香港,可靠的購票體驗,就應是盛事之都向他們作出的基本承諾。
(本文由AI翻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