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明報》

在香港回歸後20多年的一段長時間，「50年不變」被奉為金科玉律。當時社會擁抱「50年不變」的價值觀，社會菁英及輿論往往以過去的「不變」的標準衡量新發展。社會精英習慣向後望而非向前看，黃金時代永遠在過去而不在將來。結果是整個社會缺乏對未來的願景，也難以塑造未來。香港的發展由是漸漸失速甚至停滯，本港競爭力也被鄰近大城市超越。

今天在中央督促下，「識變、應變、求變，透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的調子高唱入雲。如果「50年不變」是「第一次回歸」的標誌，相信「識變、應變、求變」下的改革將會成為「第二次回歸」的主旋律。

「50年不變」是一國兩制方案內的重要方針與承諾。因篇幅所限，本文會分為上、下兩部分：第一部分探討「50年不變」的承諾對香港發展的影響；第二部分會分析「識變、應變、求變」所需的改革將會面對的困難及阻力，並會討論克服這些困難的辦法。

「50年不變」承諾的功與過

「50年不變」，從字面意思來看，是一個相當奇怪的承諾。現代社會瞬息萬變，「50年不變」怎麼說得通？況且從共產黨人信奉的唯物辯證法來看，事物恆常變化是辯證法的核心；「50年不變」不但有違常識，也違反辯證法原則。

或許我們不應從字面理解「50年不變」的主旨，而要從香港當年回歸的歷史背景探討「50年不變」的涵義。當年香港發展水準遠高於內地，大部分港人長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活，對接受一個社會主義政權的統治，有根深柢固的恐懼。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承諾長期維持香港的獨特生活方式不變，對穩定人心有著重要的作用。

歸根究柢，香港回歸涉及主權變更，是「改朝換代」的大事；「改朝換代」而沒有「人頭落地」，歷史上極為罕有，說明「50年不變」的承諾功不可沒。套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名言，無論「50年不變」的承諾是否合乎常理，能捉老鼠的貓便是好貓。

不過，「50年不變」的承諾也帶來不少弊端，例如社會的精英及大眾容易美化過去的港英時代，也會鼓勵極端的懷舊思潮。 「不變」的惰性更會成為社會進一步發展及改革的阻力──當社會菁英及輿論不斷以過去的標準評價今天變化，便欠缺對未來的想像，也難透過改革塑造將來。

懷舊熱潮、戀殖情結及本土主義

回歸後不少港人都認為，過去的港英時代是黃金時代。在「50年不變」成為衡量社會好壞標準的情況下，這是自然的結果。筆者在1960年代末期進入大學，學時曾參與社會運動，領教港英政治部多次粗暴幹預，不會天真地歌頌當時的「言論自由」。不過對港英時代沒有切身經驗的年輕人（即回歸後長大的一代），卻容易一廂情願地美化港英時代；後來更進一步發展成為戀殖情結。

黃金時代既然在過去而不在將來，回歸後懷舊熱潮的興起，完全可以理解。懷舊思潮並非香港所獨有，也不是回歸後才出現。不過香港的懷舊熱潮不僅在回歸後迅速壯大，更以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方式爆發，例如2006到2007年發生保育皇后碼頭的運動及衝突；運動更出現一些不切實際的極端倡議，例如「原址重建皇后碼頭」的要求。

筆者不否認皇后碼頭是港人集體回憶的一部分，皇后碼頭與大會堂及愛丁堡廣場是一個統一的建築群，有一定保育價值；不過在中環填海無可避免的情況下，筆者認為最理想的保育方案，是在拆卸碼頭時盡量保留碼頭部件，填海後另覓食重建碼頭。這也是政府當年回應民間保育要求的建議。

可是當時不少人卻要求在填海後的土地上「原址重建」皇后碼頭。這個要求可謂莫名其妙，因填海後碼頭原址會變成公路和陸地，並非在海邊。 「原址重建」皇后碼頭的結果是，碼頭會變成一個公路旁的涼亭，根本沒有碼頭的風味。是以有部分運動人士進一步倡議「原址重建」後在「碼頭」旁建造人工湖，頗有「陸上行舟」的想像。總括而言，「原址重建」皇后碼頭的種種倡議不但技術上難以實行，也難以保存碼頭的海港風味。

保育皇后碼頭的社會運動，並非香港回歸後最龐大的民眾運動；如何保育一個碼頭，也不會影響一般民眾生活。作者深入分析這個運動，是因為有關保育的討論集中反映了社會如何看待自己的過去及未來，例如是否迷戀過去及忽視未來；況且參與這個運動的人，不單止包括素來較為激進的環保團體，也包括不少知名的專業及文化界人士。

何以當時會有這麼多團體、社會菁英及立法會議員堅持這些「陸上行舟」、違常的方案？是否因為從「50年不變」的原則出發，需要在填海之後面目全非的「原址」重建本來拆解的建築，才能符合「不變」的要求？

保護本地文物的運動，也滋長了本土關懷。愛護本土的情懷，本來可轉化為建立社會的力量；遺憾的是當年香港的本土主義，卻向極端方向發展成為排外的民粹運動，後來甚至成為分離主義及「港獨」。

2016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訪問香港時特別談到「本土」議題。他說：「月是故鄉明。鄉土情懷人皆有之。我是東北人，我愛我的家鄉；我是中國人，我愛我的祖國。香港同胞對自己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的珍視，理應得到尊重。事實上，一國兩制的一項主要內涵，就是保持香港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高港生活方式。度自治，這就是對香港『本土』實際情況的最好照顧。

張德江的話，是勸告也是警告：一旦本土主義發展成分離主義，便會動搖一國兩制的根本，對香港十分危險。可惜言者諦諦，聽者藐藐。當時保育皇后碼頭運動及本土主義孕育出來的年輕泛民領袖，完全漠視張德江的警告。當年戀殖情意結更與民粹式的本土主義結合，成為香港激進化的助燃劑；加上2019年時特區政府未能適當回應群眾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憂慮及恐懼，結果爆發出社會風暴。

2019年的社會風暴，參與人數眾多，其中包括不少沒有政治背景的年輕人。他們上街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不忿當權者處理民眾示威的手法，與分離主義未必有關。可是群眾運動難以避免「鬥激」的「廣場規律」。運動的方向漸漸被少數激進份子騎劫，泛民老一輩的領袖被視為落伍，運動蛻變成難以控制的怪物。結果最後由中央出手穩定大局，開啟了以「識變、應變、求變，透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為標誌的「第二次回歸」。

由治及興 不能單靠中央「落單」

從一國兩制框架出發，香港「由亂及治」主要是中央的憲制責任，中央政府透過訂立《港區國安法》及改變政制安排達到目標。不過，「由治及興」卻不能單靠中央「落單」，還需要香港特區政府、社會精英主動及積極參與。

中央已經「落單」要求改革，唯改革能否成功，還要看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及社會精英的膽識、洞悉力、判斷力、毅力、魄力及領導能力。改革者需要洞悉現存弊端，建立準確的改革目標和可行路線圖，設計合適的改革方案，並且能凝聚社會共識，能夠團結社會各界的改革力量，克服既得利益的反對及阻撓，才能成功完成改革。

因篇幅所限，本文的上半部到此為止。下半部將討論改革為何總會面對強大阻力，例如中國歷史上的改革者（包括商鞅，王安石，戊戌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及「六君子」等）大部分都因既得利益的反對而沒有好下場。最後將從古今中外的改革經驗，總結如何克服反對並成功推行改革的各種方法。

原載於：《明報》

「50年不變」是一國兩制方案內的重要方針與承諾。在香港回歸後20多年的一段長時間，「50年不變」被奉為金科玉律。社會菁英及輿論以過去的「不變」價值觀和標準來衡量新發展，社會習慣向後望而非向前看。結果是社會缺乏對未來的願景，也難以塑造將來。香港的發展由是漸漸失速甚至停滯，香港競爭力也被鄰近大城市超越。

今天在中央督促下，「識變、應變、求變，透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的調子高唱入雲。若「50年不變」是「第一次回歸」的標誌，「識變、應變、求變」下的改革將成為「第二次回歸」的主旋律。

最近香港傳媒有不少討論香港應如何改革的文章，包括政府行政改革、產業政策改革、土地房屋改革等。本文不擬重複這些討論，卻會用較高層次及較宏觀的角度，從古今中外的改革經驗探討香港改革。

因篇幅所限，本文分為上、中、下三部分：上文（第一部分；刊2024年9月5日《明報》）分析了「50年不變」方針的功與過，勾劃出改革的背景；本文（第二部分）集中討論改革為何總會面對難以克服的阻力。第三部分將探討如何克服反對，並成功推行改革的途徑。

歷史上改革者沒有好下場？

中國改革開放，以深圳蛇口工業區為先鋒，早於深圳特區成立一年前便開始，是「特區中的特區 」。當年蛇口的總指揮是香港招商局的袁庚，他雖得到中央大力支持，然而反對聲音還是不絕於耳。 1983年初胡耀邦視察蛇口時，袁庚便表達了他對改革的憂慮：「許多事情我們都想改，每邁出一步都有困難和阻力。從歷史上看，改革者大都沒有好下場，從商鞅變法到王安石，到康梁維新變法，再後來的六子都失敗了。」君子都失敗了。」君子都失敗了。

中國的改革成績驕人，顯示改革者未必一定無好下場。不過從袁庚的憂慮可知，古今中外的改革多數一波三折，就是中國的改革也不例外。縱使改革對多數人有利，改革過程往往仍會招惹激烈反對，以致不少對社會大眾有利的改革容易胎死腹中。改革為何總是如此「惹火」？這是本文詳細討論的重點。

改革的輸家和贏家

改革往往有輸家和贏家，輸家有「失去」而贏家有「得」。可是無論在個人心理、社會心理及政治經濟影響力方面，兩者的「得」、「失」並不對等——輸家會看重自己的「失」多於贏家會看重自己的「得」；社會會重視輸家的「失」多於重視贏家的「得」；政治機制也會著重輸者的「失得」多於贏家的「失得」。許多對社會大眾有利的改革胎死腹中，其實並不奇怪。

從個人心理角度而言，輸家的「失」是被奪走已經到手的利益，自然會全力反抗。贏家的「得」卻在未來（改革後）才出現，未來的利益不及今天的實惠（用經濟學術語來說，是需要打折）；況且未來總有不確定性，改革後縱使有一大批贏家，可是自己是否一定會成為贏家尚未可知（西諺有云“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是以輸家會看重自己的「失」，多於贏家會看重自己的「得」。

從社會心理角度而言，失敗者容易被同情，成功者卻容易招引嫉妒。從政治機制運作而言，「現狀」（無論是否合理）已經存在；要改變現狀，不但要有一大堆理由，更要累積足夠的政治動力。況且輸家會上街抗議，贏家一般不會高調支持改革，以免招惹妒忌，只會「悶聲發大財」。是以社會心理和政治機制同樣會著重輸家的「失」，多於贏家的「得」。

改革的攔路虎：「特殊利益團體」

改革的輸家，往往是擁有既得利益的「特殊利益團體」。這些團體雖人數不多，卻往往能夠促使民主政府透過損害大眾利益的政策以自肥，出現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奇怪現象。公共選擇理論的奠基學者Mancur Olson早於上世紀60年代便清楚說明，為何美國及西方國家有許多小眾團體能夠剝削大眾以自肥。

簡單而言，人數極多的大眾難以有效組織起來（組織成本太高），小眾團體的組織成本卻較低，可透過同儕壓力及相互監視保證團體內每個成員分擔組織成本（用經濟學術語，是能夠克服“搭順風車”難題），從而成功遊說政府推行對己有利的政策。

舉例來說，在2021年，美國汽車製造業約有18萬名工人，是同年美國人口的0.05%及勞動力的0.1%，肯定是小眾而非大眾。但這個小眾團體卻能夠促使政府用關稅或入口配額限制外國車入口，透過提高汽車價格來剝削廣大美國消費者以自肥。而受害的大眾正因為人數眾多，便難以組織起來反對這個「劫大眾濟小眾」的政策。

香港的特殊利益團體

香港的特殊利益團體為數不少，包括許多發牌的專業團體、新界原居民、的士商會等。不幸的是《基本法》「50年不變」方針，以憲法形式固化新界原居民的特殊利益，成為香港增闢土地的最大障礙。

香港的士服務質素長期為民眾詬病，而政府又遲遲不肯開放共享叫車（例如Uber），成為運輸政策痛點。近年來改革的士業呼聲高漲，可是政府屬意的改革——招標「的士車隊」方案——仍未開放共享叫車，是個拖泥帶水的改革方案。

外國和內陸許多大城市早已開放共享叫車，香港改革的士業為何如此困難？香港現時約有1.8萬輛的士，司機約4萬人，相對為數多達21萬的Uber司機、380多萬勞動力及700多萬市民，的士業和的士司機肯定是小眾而非大眾。況且的士業的既得利益者，主要是少數投得的士牌照的商家，而非收入微薄的司機。

香港的士業改革長期踟躕不前，充分說明克服「特殊利益團體」的反對是何等困難。的士業的政治能量不能低估──在2014年「佔中」事件及2019年反修例風暴中，的士業是政府的堅定支持者。從政治倫理而言，政府難以向的士業「開刀」。

況且，的士業有能力癱瘓香港交通：1984年初香港發生的士罷駛抗議，反對政府增加的士牌照費及首次登記稅，不但癱瘓了香港主要道路的交通，更演變為騷亂，造成多人受傷，警察要發射催淚彈平息。結果政府很快便向的士業屈服，撤回加費及加稅建議。此後政府對可能觸動的士業利益的政策，都會小心翼翼。

最近內地3個叫車巨頭（阿里巴巴「高德搭計程車」、「滴滴出行」、吉利旗下「曹操出行」）相繼進入香港市場，帶來「變天」的可能。這3個叫車巨頭，在港主要開展網約的士及網約跨國計程車服務，並非Uber形式的共享叫車。然而這3個巨頭財雄勢大，有能力承辦政府早前推出之的士車隊，也有能力改變香港出租車行業生態，會大幅削弱本地的士商家的政治能量。

筆者衷心希望政府能把握這3個新加入的競爭者帶來的契機，進一步徹底開放共享叫車，不會讓這3個巨企成為新的既得利益團體。

土地房屋改革的攔路虎

正如中央官員強調，土地房屋問題是香港深層矛盾。坊間不少論者都認為香港應仿效新加坡公屋政策，即給予所有香港永久居民購買公共房屋的權利。筆者也贊同這個改革方向，惟要指出香港土地房屋改革面對兩隻新加坡沒有的攔路虎。

首先，香港基本法固化了新界原居民的傳統土地權益，香港收地遠比新加坡困難。其次，星港兩地公屋政策面對的固化利益大有分別。新加坡政府一早高瞻遠矚地推行以自置居所為主的公屋政策，當時新加坡大部分國民是「無殼蝸牛」，業主只是小數，無足夠政治能量反對政府的公屋政策。

香港公共房屋政策卻無長遠規劃，隨歷史條件轉變而演化，從徙置區演變到公屋，再加上居屋，變成一個複雜無比的系統，包括了過渡房屋、公屋、居屋、夾屋，還有曾蔭權推出的「置安心資助房屋」、梁振英推出的「港人港地」房屋、林鄭月娥推出的「港人首次置業計畫」房屋、李家超推出的「簡約公屋」等（似乎每屆特首都要搞新花樣）。結果出現了多個特殊利益團體，成為一個難以管理、難以改革的龐大怪物。

本港現時自置居所比率約51%，其餘49%為「無殼蝸牛」。對改革者而言，這個情況十分尷尬：若樓價上升，香港會有一半人受惠，另一半人卻受害；反之亦然。香港的土地及房屋改革應如何推行？幸好港大的王於漸及王柏林教授對香港房屋改革已有深入細緻的倡議，筆者毋須在此班門弄斧。筆者要強調的是：本港房屋改革是個複雜無比的社會、經濟、政治系統工程。

因篇幅所限，本文到此為止。本文第三部分（也是最後的部分），將探討如何克服利益團體的反對，並成功推行改革的各種方法

原載於：《明報》

本文是「從『50年不變』到『識變、應變、求變』」系列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本系列第一部（轉載於2024年9月10日）分析了改革的背景，說明香港社會精英及大眾過去長期以“50年不變”的價值觀及標準衡量新發展，結果是助長了社會的惰性，香港發展由是失速甚至停滯。第二部（轉載於2024年9月27日）分析了改革為何總會面對難以克服的阻力；為何許多對大眾有益的改革，往往因特殊利益的小眾團體反對而胎死腹中。第三部則深入探討克服改革阻力的途徑及辦法。香港歷任特首中，首任特首董建華是最接近改革型的特首。他當時面對的政治困難（如何實踐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及應付層出不窮的經濟危機），與今日環境有許多相似之處。他當年提出的多項改革，正正是香港今天需要推行的改革。其成敗經驗值得我們重視。

董建華－改革型特首的悲歌

董建華的改革涵蓋領域十分廣闊，包括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加強政制問責性；推動公務員體制改革，提高行政效率（大削公務員編制、以公積金取代長俸、減薪等）；成立高階的策略發展委員會訂立長遠發展策略，並把香港定位為「亞洲首要國際都會」，取代過往殖民政府無長遠目標及策略的放任自流；推行土地房屋改革（特別是「八萬五」政策），應對樓價高及上樓難的「深層矛盾」。

此外，他更大力發展高科技，希望香港能擺脫長期過度依賴傳統產業（金融、貿易、旅遊）的困局，措施包括建立科學園區、數碼港、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等大型科研基建；同時成立由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前校長田長霖帶領的創新科技委員會，規劃創科發展藍圖，措施包括撥款50億元科技成立。最後，董建華在教育改革方面也動了大手術，措施包括加強幼兒教學、改革中小學（轉全日制、實行6年中學教育、打破傳統文理分科、推行校本管理）、大學「三改四」、建立副學士課程、加強教師培訓等。

從20多年後的今天來看，在歷任特首中，董建華在土地房屋及創新科技兩方面的改革著力最多，可是兩者現時依然是香港痛點。董的改革未竟全功，他自己卻「腳痛」下台，應驗了「改革者沒有好下場」的歷史宿命。 20多年前董建華開始的改革，現任至下屆政府能否完成，仍是未知之數。正因為改革道路漫長曲折，我們更要小心汲取古今中外改革經驗。

成功改革，需多個條件。首先要製定改革藍圖及路線圖以分辨輕重緩急，能夠集中火力，避免戰線太長而四面樹敵。

改革幼稚病

董的改革未竟全功，除了他志大才疏、副手陳方安生背後拖拉、時運欠佳（遇上亞洲金融風暴、911恐襲、SARS）外，主要是受“改革幼稚病”拖累，未有事先制定改革藍圖及路線圖便以上陣，忽略了改革會遇上強大阻力，特別是覆蓋賽線太多樹。

取信於民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條件。如果改革者取得社會菁英及民眾的信任，改革便事半功倍。民眾是否信任改革者，主要視乎政府過去表現，往績不佳的政府自然難以取得人民信任。例如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當時民間從《東方紅》歌詞改編的「順口溜」，清楚表達了群眾對改革的懷疑：「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共產黨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

訊號理論：商鞅的「徙木立信」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無論政府往績如何糟糕，改革者仍可透過「出格」的措施或金句爭取民眾信任。古代商鞅的「徙木立信」，便是取信於民的經典之作。從經濟學的信號理論來看，商鞅是透過履行一個「無厘頭」承諾（只要把木頭從首都南門搬到北門，便可得到五十両黃金獎賞），向民眾傳遞他「言出必行」的清晰信號，從而取信於民。同樣，賭徒「斬手指戒賭」，並非因「斬手指」與戒賭有任何邏輯關係，而是因為「斬手指」這個出格行動傳遞了賭徒立下大決心戒賭的清晰信號。

除了商鞅「徙木立信」的經典好橋，歷史上還有許多改革者取​​信於民的「出格」金句，清晰傳遞了執政者的改革決心而永留青史。例如王安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溫家寶「苟利國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則徐詩句）；朱鎔基「不管前方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還有他更精彩的「準備了100口棺材，99口留給貪官，一口留給我自己」等等。

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早於1979年，便倡議成立深圳特區推動改革。成立「經濟特區」是十分出格的大膽措施，不單因為有「走資」嫌疑，更因為「特區」容易令人聯想到近代中國喪權辱國的外國租界。正因為這個措施如此大膽及政治敏感，是以能成為傳遞改革者決心的清晰訊號。

與經濟特區比較，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不單是中共歷史上的破天荒舉措，也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安排。香港特區的設立，對推動國家改革開放功不可沒。除了香港為國家帶來豐富資金、管理技術及新概念，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安排更向全國及全世界傳遞了國家決心改革開放的清晰信號。這個傳遞訊號的功能，在美國及其盟友企圖圍堵中國的今天，比過去更為重要；而探索香港特區在「一國」下的獨特性，充分發揮及利用香港「一制」與內地「另一制」的差別，正是「香港故事」的核心訊號。

改革轉折的危機管理

改革往往無法一蹴即至，轉折在所難免；關鍵在於領導人的危機管理，能否減少轉折對改革者威信的損害。可是特區政府在面對困難時，往往忽略危機管理。

以董的「八萬五」計畫為例，當時香港物業價格因亞洲金融風暴打擊而大挫，建屋計畫明顯要修改，政府需向市民傳遞如何修改計畫的清晰訊號，然而政府卻遲遲無交代。直至2000年6月29日（金融風暴發生後3年），董接受無線電視專訪，被問及會否修訂「八萬五」目標時，他首次明言：「從98年就再沒有提過『八萬五』這個字眼，你說還存不存在？」董當年是因為舉不住或不死面額不死而對政府拖延不負，不負對政府行為不存在且不具信仰不具名不負其不義，不具行為不義的行為不存在。

董的錯誤不在於提出「八萬五」計劃，而是在需要修改這計劃的情況下無向市民交代如何修改；更錯的是忽略了增闢土地需要漫長的前期工作，一旦他在經濟不景時擱置增闢土地的前期工作，到後來經濟復甦大量建屋時便無地可用。

本屆政府在垃圾徵費的一波三折也損害當局威信。垃圾徵費法案早於2021年8月由建制派主導的立法會通過，當時有壓倒性多數的37票贊成，只有1票反對。最初原定2023年底實施，後來考慮前線人手不足，押後至今年4月1日推行，不過因社會反對而再度押後至8月1日實施。可是反對聲音仍有增無減，最後政府在5月27日第三次「打倒昨日的我」，決定無限期押後。

民生無小事，垃圾徵費需要每家每戶及眾多商家改變日常行為配合當局政策，從來不容易，出現轉折在所難免。可惜的是政府面對危機舉棋不定、取態模稜兩可，未對民眾傳達清晰訊號。這個由政府推動多年、經立法會絕大多數通過的方案為何無疾而終，至今沒有清楚交代。

改革永遠在路上

推行改革是因時、因地、因人制宜的藝術，也是複雜的系統工程，古今中外改革者未竟全功的例子多不勝數。在董建華黯然下台後，雖大部分港人未必認為他是成功的特首，不過其實當年他開展的許多改革到今天仍有效運作，包括主要官員問責制、公務員體制改革（以公積金取代長俸等）、由“戰略發展委員會”討論及公務部門化的戰略、發展基金的大型基礎（科學基金會）。

土地房屋及創新科技的改革雖然20多年都無明顯突破，不過從舉世經驗來看，這兩個領域的改革都十分艱難：全球多數大都會的物業皆十分昂貴，年輕人難以負擔；創科則是“贏者通吃”、“一將功成萬骨枯”的遊戲，輸家眾多而贏家寥寥可數。

今天特區政府將會在土地房屋及創科方面繼續推行改革；是否成功，恐怕要10多20年後才見分曉。雖然改革道路難免漫長曲折，但古今中外改革者為我們累積了豐富經驗。只要我們小心汲取，不但可避免重複歷史宿命，更可站在前人肩膀上看得更準、走得更遠。